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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儿十一岁。一个熟人介绍我去一所音乐学校做会计。近水楼台，我希望女儿学一门特长。我把女儿带进校长室。校长和女儿谈话，介绍了学校现有的几个专业-古筝、杨琴、二胡、竹笛。问女儿想学什么。我希望女儿学扬琴，因为校长是最好的扬琴老师。但我没说，我随女儿自己选择。女儿很认真地听完介绍，然后很干脆地告诉我们校长，她要学古筝。校长微笑着跟她说，“你的好朋友某某在跟我学扬琴，她也是早几天报的名。如果你也学扬琴，我就把你们俩安排在一个小组。”女儿摇头，说她不学扬琴，就学古筝。校长事后跟我说，“小玉不错，有主见”。 女儿十四岁，出落成大姑娘了。我们常手拉着手上街，逛商店、进饭铺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常有店主、铺主质疑我们的母女关系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在一个烤羊肉串的摊子。我们要了十串烤羊肉串，几串鱿鱼、包菜、臭豆腐。羊肉串先好。我们边吃羊肉串，边等其他的几串。那摊主看看我、又看看我女儿，然后再回过头来又盯着我看了几眼。“你们真的是母女吗？一点都不像。不是女儿太成熟，就是妈妈太不成熟了。”女儿有点气恼，我有点尴尬。记得女儿小时候，我带她去我们单位。我们同事都说，女儿吸取了我和老公的优点，比我们都漂亮。女儿听了，小脸儿笑得更像一朵花。我也很高兴。 女儿长得不像我，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。更不像我的，是她的观念和思想。如果用代沟来形容，这条沟就有够宽够深。她最常挂在嘴边的，是我们家中三个人的位置摆放问题。她说，“妈妈，你也是一个人，也有你的人生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和爸爸摆在自己的前面呢。爸爸有爸爸的生活圈子，有他的朋友，有他的休闲方式。我也长大了，你根本就没必要每天想着要为我做这个，要为我做那个。我最希望的，是你多买点好衣服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也和别人的妈妈一样，经常去美容院做做美容，每天都化化妆。”我打趣女儿，说她是马克思主义小姐。“哼，嘴上说得比唱得还好听。如果我真的按你说的那么做了，指不定你的嘴噘得能挂油瓶，脸拉得像马脸，心里要多不舒服就有多不舒服了。”女儿一脸的委曲。说，“妈妈你要不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，那就马上按我说的去做，看我是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你的改变而高兴”。 女儿长得不像我，没关系。观念、思想和我不一致，也没有关系。只要她将来有出息，只要真能如那位网姐说的，各方面都比我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/> 2006年1月27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，单位是我值班。这个月没有农历三十，明天就是大年除夕，大家都在忙年，大概去单位闲逛的人不会多。尽管值班室有电视，办公室更有电脑可以玩游戏，我还是拿一本文学刊物，打发守在电话旁的寂寞时光。 路两侧的单位都已经贴出春联，挂起红灯笼。灯笼的红色绸布或者塑料因为保管不善存在不同程度的褪色，灰尘或者日光让某部分的颜色更暗或者更浅。几天前的落雪早粘满灰尘，糟蹋了“洁白”这个词，但灯笼以它为背景，却是如此珠联璧合，这些微暇的细枝末节可以忽略不计，只见红的更红，白的更白，北方单调的黑白世界显得更加妩媚。 单位的院子里，停着几辆自行车、摩托车、还有一辆挂着执法标志的吉普车。我对单位人来人往的场面早就司空见惯。可现在已经腊月二十八，乡村干部的工资早已经解决。按照常理单位不该这样热闹。如此，倒显得不寻常了，难道是上访？我胡思乱想着，不由加快脚步。 值班室挤满了人，男男女女或坐或站，吸烟的百无聊赖注视烟圈在空气中散去，彼此交谈的声音不是很大，没有上访人特有的激动——有一、两个人用高嗓门来煽动众人情绪。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进屋找到躺在值班室床上的通讯员，他用眼神告诉我，这些人都握有单位的债权，如今是来找财政所的人要钱的。 不是闹事的就好，我放心的转向办公桌，几个人跳了起来，让出空间。我放下椅垫，还没有摆正坐姿，两个穿休闲棉服夹公文包的青年男子，不卑不亢中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，分开众人来到桌前，掏出一张某法院的介绍信，说是某某（单位一把手）让来找财政所长，取回所欠的2万元现金。我望着翘首以待的众人，推想财政所今天要解决的不能只是他们这一件事。便告之人一定会来，请耐心等待一会儿。但他们不容置疑的拒绝了，强调自己工作忙，时间紧，根本不能等，并且“气宇轩昂”的给单位一把手去了电话。结果通讯员很不情愿的上了吉普车带路去家里找财政所长。 我守着电话，心不在焉的翻着报纸，眼睛扫过等待的人，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人好像挺面熟。我努力在记忆里搜索，倒是他走过来开口招呼。寒暄了几句，才想起来他是10年前乡种子站的承包者，98年就撤股了，怎么“帐”还没有算利落？面对我的疑问，他叹了口气“唉！那几年乡里赊种子搞试验田、开现场会，算起来将近10000元，领导换了好几茬，推来推去的，一直没有解决，别提跑多少趟，求多少人，真像啃一块冻硬的干粮，牙齿真是受苦啊！所喜的是能够收获些‘碎沫’。这不，今年答应给解决2000元。他抱怨的语气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居然眉开眼笑了。能这样的要回自己的钱，仿佛是谁对他的”恩典“，欠债还钱真不是天经地义了。 派出所的消防车司机也在，这个40多岁的农民，在派出所工作10多年了，我们也算是同事，说起话来少有避讳。原来，消防车的车库是租的，房东放掉暖气的水，要回家过年，几次电话让派出所去提车，但是欠了几个月的房费交不上，去也提不出来，还是别跑冤枉路，索性来乡里让领导想办法。这真是重中之重呢！政府天天喊着保一方平安，明天就是大年除夕，燃放辞旧迎新的鞭炮，谁能保证不能出现火灾隐患？而真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因为消防车不到位使得政府不作为，出现严重的后果谁又能担待得起？去年夏季的沙兰镇惨案，不就处理了一批人吗？我这是为领导负责啊！司机的话明显带有需要领导“领情”的意思。 陪他叹息了一回，不仅抱怨，现在的“转移支付”来的真晚，折腾的大家在腊月二十八都不能休息。司机神秘的瞅瞅四周，发现无人注意我们，便压低了声音，告诉我“内幕”。 原来，昨天财政的钱就已经到帐，领导早就依照乡里债务的轻重缓急拟好分配方案，按照正常程序，工作人员按照给付名单一发，就万事大吉。可名单上的人名让财政所长大为恼火。免农业税后，乡镇只能在年末拿到“转移支付”的款项。平时的日常支出，就需要自己想办法，具体的工作人员（比如财政所长）就被推到这个“前线”。而人们经过多年来的“实践”，都知道跟公家办事没有把握——集体的事情，总会让人找出拖拉的充分理由。于是，财政所长只能以个人名义向朋友、亲属或者同事借钱来应付这些开销。但是领导转来的分配名单，却没有他需要兑现给别人的8万块“脸面钱”。平日对领导的敬畏与感情都化为乌有，他据理力争，与领导闹的不欢而散。 财政所长坐着吉普车来了，他一进大厅，人们便自动跟在后面，仿佛他是领着出操的体育委员，后面的“队伍”步调一致，整齐划一。前呼后拥的“阵势”不亚于追星族看见心仪的明星。法院的两位青年人自然挤在前面掏出了单据。所长也许对领导如此安排的还款计划有些火气，他的态度很生硬“钱只有30万，而需要给付的却有50万，请你们拿出领导的亲笔批条，我不认飘子上的签字”。结果两位年轻人又与“一把手”通电话，领导用“已经研究决定”来答复，这面非要亲笔签字。几个回合之后，话越说越僵，两个年轻人失去了风度，气急败坏的说：这都是个人的钱，今天我们硬要了，欠我们钱还要不出来？反了？ 两个年轻人对所长手脚并用，嘴里还不干不净的骂着，“反正知道你住哪？不给钱就别想过好年。”其余“债主”都闪在后面，自动围成一个圆圈，好像某些跑江湖耍杂技的，怕施展不开身手，给自动“打”起“场子”。通讯员是19岁的小伙子，哪见过如此阵势。我从电脑旁站起来，对纠缠到一起的三个年富力强的壮汉手足无措，看出来所长（我的同事）已经明显吃亏。正在关键时刻，派出所司机冲上前去拉开他们，我也旁敲侧击着，让他们有话好好说。两个年轻人跑到外面去挂手机，神色激动的叫人给他们助威。所长也神色凝重的挂通派出所的电话。 等警车开进单位院子，吉普车便开出了单位大门。着便装的警察在室内巡视着，我则像“装在套子里的人”一样，心里自言自语：在我值班的时候，千万别出什么乱子啊！屋里静了下来，这些要钱的人都很着急，但是他们耳闻目睹刚才发生的情况，便都善解人意的耐心等待，没有人催促，也没有人说话。所长沉吟半天，便叫上会计、现金，三个人去了银行。我打发通讯员领着“追星族们”去了会议室，虽然那里很久没有人去，室温很低，但是他们都怀着能拿到钱的期盼，对温度不会太在意。 为了“发钱”能够顺利进行，别再出现什么节外生枝，我便看着单位门口，耐心询问进来的人与车辆，答案都千篇一律的相同：找财政所长。于是，通讯员躲在隔壁，给所长打手机“汇报情况”，“实践着”游击战的“敌进我退”之战术。望着冒严寒赶来的人，不顾大衣、帽子上的霜，顾不上擦北风“刺”出来的鼻涕，进屋就跺脚取暖，用几乎冻僵的手去摸暖气片，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但是“狼多肉少”，这点钱根本分不过来，只能含糊的告诉他们，所长不在（所长也确实不在）。那些见到所长的“幸运儿”一言不发的注视着迟到者从渴望的欣喜变成擦肩而过的遗憾，然后开始去“南辕北辙”的寻找，只留下车尾气在寒冬里久不散去。 这样的“策略”，终于对一个邻村老农民网开一面。他拄棍子蹒跚走进单位院子，戴着现在年轻人早就淘汰的棉帽子，短大衣的扣子只剩下两个，腰里扎一段细塑料管，用以抵御强劲的北风。他来能有什么事呢？如果是申请困难补助，现在已经晚了，民政的救济早就拨到村。我心里揣测着，挪过一把椅子让他坐下，用比平时说话高很多的分贝跟他交流，许久才明白老人的意思。原来，他已经93岁了，老伴90岁，老两口自己起火做饭。三个儿子分种了他的承包田，儿子都有了孙子，他们像老母鸡一样笼络自己的那一支子孙，却对耄耋之年的父母不闻不问，不给生活费，不尽赡养义务。老人只能在别人家红白喜事的宴席上混口吃的，然后给在家的老妻包点剩饭菜。听说国家免除了农业税，每亩地还给一定的种粮补助，便一路打听着找到乡政府，期盼领回这笔钱过个年。老人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从语气里听不出对不孝顺子女的怨恨，对不能老有所养的现实，只有淡淡的一句：人老了，难活啊！ 我没有来得及感慨，便发现人群一窝蜂般的涌向财政所办公室，原来，“财神爷”满载而归了。发钱的过程很快，分一杯羹的人带着满足的笑容陆续离开，再没有往值班室望一眼。等人群稀落了，我便把老爷子送到财政所门口。 良久，听见所长锁好门，与现金、会计坐车离开，回家准备过年了。老爷子被留在走廊里，摸不到头脑的他又蹩到值班室坐在办公桌前，呼吸声像一头老迈的牛在挣命拉犁，沉重而痛苦。我大声问他，事情办的怎么样？他好像半天才明白我的意思，叨咕着所长要什么“证”，他没有带，惶惶不知所措之际，心力交瘁的所长便完成了今天的加班。老人向我追问着，到底什么证？我耐心的跟他解释、给他分析：既然你的地让儿子种了，村上也许把承包田的证发给他了，是不是人家凭证把钱领回去了，你还不知道？老人的表情暗淡了，我是要不出来钱了，这些杂种啊！他语气不激烈的骂着儿子，或许已经没有愤怒的力气。 我只能宽慰他，别在这里等了，现在都放假了，工作人员都回家了，所长看不到证不能给钱，领完钱的证也不能重复给啊！老人的眼泪流了出来，我的儿子不养活我，怎么办啊？我的热血上涌，坚定的告诉他“运用法律武器”的程序：等过完年，我们上班，你来找司法所，让他们传讯，让他们教育。只是亲情与责任拿到法律面前，管得了一时，又怎么能管得了一世？尽管老人已经93岁，如此的生存环境，更让他来日无多。 望着老人的脸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词：挣扎！为了生活，为了生存，我们不都在挣扎吗？单位为了顺利运转，平时借钱来应付场面，等着现在的转移支付；我们为了工资，单位的债权人为了朋友的交情，抑或是借钱的利息，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演绎着对“钱”的某种注释。百变不离其中，无论多么崇高的精神都要用物质作为表现形式，物质决定意识。 平时走的石板路，落了雪，经过行人车辆的踩踏与碾压早就变成了冰。以老人的高龄，走这样的路，不亚于涉过长征路上“雪山草地”般凶险。叫通讯员找辆车送老人回家，我如今能做的只有这样，也只能如此。 注视着偏西的太阳，想着为了生存辛苦忙碌的身影，迷茫中只有展望明天，坚信它的美好，给今天挣扎抑或是奋斗的勇气。于是，思绪像漫天的雪飘了下来，日子下的世界还是一片纯白色。
日期：2024-04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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