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呐喊说了什么（鲁迅呐喊中的辫子）

辫子消失了，辫子还存在着。

起初我们头上没有辫子，心里有辫子，后来头上和心里，都有了辫子，再后来啊，有一群头上心里都没辫子的人站了起来，开始了一场又一场革命的狂飙。

这场狂飙，在文学来说，从政治肯定，从文学手法，从影响之大，完全没有一个人能和鲁迅作为比较，而在鲁迅的著作中，当以《呐喊》最为推崇。

先生也说过自己之所以写《呐喊》的原因，“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”。

其实慰藉那些猛士倒也罢了，鲁迅先生肯定是藏了一些自己的观念在里面的，我们不妨今天就用我们在上文说的“辫子”作为一个引子，去看看《呐喊》中的辫子里，藏了些什么。

晚清民众

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辫子好像是那种清宫剧里的阴阳头的大粗辫，在主角俊朗的外表下，甚至显得还有点好看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
“辫子”在清军入关之后到清朝灭亡这一段时间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汉人的辫子其实都类似于“猪尾巴”那样。最严格的时候，清政府甚至规定，留在头皮上的头发，不能超过一个铜钱的大小。

读者们可以大胆地想象一下，光秃秃的头皮上，那一圈辫子，无论是怎样的长相，估计都很难撑得起场面。

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，"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"，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丢弃的，曹操之所以割发代首，也在这种语境下，头发是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的，并且在古代汉人看来，辫子是那些蛮夷才做的事情。

晚清人的辫子

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。

而为了推行辫子这一事物，满清政府甚至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腥风血雨，很多汉人的头颅死在侵略者的马刀之下。但是可悲的如果仅仅是这样就好了，正如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里面的著名台词一样，“一开始你厌恶它，后来你习惯它，到最后你离不开它”，辫子也是这样的历程。

正如清朝时朝鲜有个文人，所记录的一件小事，清朝初年，朝鲜穿着汉人衣冠去拜见清朝天子，亡了国的路人看到了故衣，纷纷抹泪，而过了几十年再去朝贡的时候，路人的后代们则是围着他们，笑他们打扮的奇怪。

奇怪吗？

为了忘却的纪念，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奇怪的地方。

清朝时街头

鲁迅什么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呢？

是在辛亥革命前后。

辛亥革命的发生，带给中国人们服饰上最大的改变来自于辫子的消失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，这种变化自然吸引了当时刚刚开始小说创作的鲁迅，先生关注并构建了"辫子"意象，并开始在小说中，用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寄托自己对这种“辫子”的思考。

中国人历经了器物改革，历经了制度改革，也经历了流过血的革命，而真正的民族的未来，到底在哪里？

器物再好，中国人叫洋火，洋烟，以前跪大人的膝盖，只是换了一个人来跪；

制度再好，地方的把总，地主也只不过是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新头衔，受苦的四万万人还是依旧如此；

烈士们为理想的民国而战斗，结果烈士死去的时候，总有些苍蝇在烈士身边嗡嗡嗡，还不时有华老栓来收他们的人血馒头。

鲁迅

出路到底在哪里？鲁迅在这个迷惘的时候，关注了“辫子”，这就有点值得玩味了。革命党剪掉了“辫子”，但是一句皇帝复辟，就能吓得很多人买个假辫子。

这“辫子”，不是那么好去除的。

《呐喊》这本小说集，关于“辫子”这个意象，说的很多，特别是在《风波》，《头发的故事》以及《阿Q正传》里都有关于“辫子”的情节。这些都是很明显的“辫子”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小说中，仍和当时的大背景分不开。

《风波》里赵七爷只是因为溥仪做了几天复辟皇帝，就开始对没有辫子的七斤开始了冷嘲热讽；《头发的故事》里面，则是借由N先生这一位曾经的热血青年的话，痛苦的揭示了辛亥革命只割了“一条辫子”的现实，而另一条“辫子”，则让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开始灰心了；

至于《阿Q正传》，没有辫子的阿Q和有辫子的阿Q实际上并无区别，革命党进县城的前后也未曾有过如何的新气象。

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

他们之中有的没有读过书，不会从过去了解自己，阿Q们一生下来就在辫子堆里，失去了它，反而会觉得怅然若失，而革命者对于他们，从不会和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，他们就像是另一个封建家长一样，命令一下，辫子一落地，好像民国马上就成功了。这无疑是荒谬的。

而对于原来读过书的地方乡绅，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满清之前是无需系辫子的，满清王朝在的时候，辫子是维持人际关系，攫取利益的工具，而清王朝一旦覆灭，当他们知道官和利益只是换了个名字，这个时候，去掉辫子也是他们“审时度势”的智慧。

中国人一向是不缺乏这种智慧的，但是对于他们，辫子去不去，都是对于民国没有裨益的。遥远的京城的动向，被他们这种极少数人捕捉，活泛的脑子便马上想起了自己的主意，他们永远是时代的墙头草。

革命后剪辫子

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，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一个袁世凯。

我们总是把《药》看成一篇讽刺小国民的文艺文，但是在“人血馒头”这一悲剧发生之后，我们不禁想一想，夏瑜们能不能做得更多？

中国古代不乏夏瑜们的故事，汪精卫年轻的时候，也曾为革命，少年一怒刺摄政，并写下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这样的豪气干云的句子，但是假如刺杀成功之后呢？

有用吗？

苏轼在《留侯论》中，早就劝谏了这种行为，他说“千金之子，不死于盗贼，何者？其身之可爱，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”，我们幻想了很多英雄人物，英雄一朝拔剑起的慷慨激昂，但是一个人的冲锋，然后一个人的死去，对于局势毫无可补。

陈士成的"短发"、在外率先剪去辫子的邹容，还有秋瑾和徐锡麟，我们不能说他们个人对剪除辫子的不彻底，但是问题是，辫子剪干净的人，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，真的太少了。

剪辫子

我们在前文说到的普通民众对于剪辫子的迷茫，这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剪一次辫子就好的，他们大多人不识字，根本没有出过国，当一个人不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鲁迅笔下的革命者们却自诩为“带来自由的战士”，慷慨的，强迫的把自由塞给他们，只留下那一张张迷茫的脸。

这是革命者的第一重割裂，当一项运动，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响应，不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诉求，要面包给自由，要权利给梦想，这项运动无论再好，都只是一场空中楼阁。

革命者的第二种割裂，来自于妥协和投降。

主席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，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，他说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。

革命这个词，在本质上，和那些前文所说的攫取剥削的地方乡绅是格格不入的。

但是在鲁迅文章里，辛亥革命在基层政权的意义，也就是换了一身皮囊，从地主老财摇身一变成当地的把总，从县令变成了县长，仅此而已。

人还是那一群人，关系还是那些关系，就像是辫子割去了，有的人心里还是想着头上有辫子的那一套。革命潮流褪去，才知道一切都没有改变，笼罩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，依旧是死一样的寂寞。

晚清辫子样式

说到鲁迅，不讲劣根性，那就很难说自己看懂了鲁迅。

鲁迅讲“辫子”，我们说到了头上的“辫子”和心里的“辫子”。头上的“辫子”到现在为止，在这个自由的年代，已经很少看到有人还顶着清代的“辫子”了，但是心里的“辫子”，我们不能否认，依然存在着。

正如剪了辫子的阿Q看到革命者，还是会不自觉地矮半头，也正如剪了辫子佣户看见自己的地主，依旧是低声下气，我们现在有很多依然是如此。辫子像幽灵一样，在我们心里晃荡，不敢去争取，唯唯诺诺，是很多人的通病。

辫子之后，其实是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强权崇拜和自我阉割意识。

中国人一直希望有一个救世主，包青天来拯救自己，然后便把自己匍匐在他们的脚下，奉之若神，崇拜他们的实质，并不是崇拜美德，而是崇拜能解救自己的权力，以至于达到了匍匐的地步。

在“君君臣臣”的窠臼里，我们经常把自己带入成“臣”，而自我阉割掉我们身上那一点点最宝贵的东西，这也是给予我们辫子的人最喜闻乐见的。

可惜这样的一个幽灵，在如今很难说不存在。